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导演本人出境，弯腰曲背，把耳朵贴在铁道上“聆听”，这样的镜头，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喜欢，表达方式上有刻意生硬之嫌，与内容也不统一。将其置于全片之中，不明所以，拖沓冗长。

振聋发聩，意思是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日本军部策划刺杀日本驻华大使，而后栽赃嫁祸于中国人，试图以此来激起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这里怎么能用“振聋发聩”这个词呢？基本功太差，啼笑皆非。

不说宋子文了，说说变态的日本法西斯。

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意大利有所不同，并非通过法西斯政党控制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其变态的发育方式逐步渗透、改造国家，最终制造了军国日本。

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明治维新后，近代天皇制度初步创立，军权从政，即军权归属于政府（内阁）。但战争发生时往往由“讨伐总督”负责指挥，可谓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事机关，可视为日本军政权分离的端倪。而后，直属于天皇的陆军参谋总部（日本陆军最高指挥中心）和海军军令部（日本海军最高指挥中心）先后从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中独立出来。这一阶段，日本军部取得军令权（独立统帅权），而政府只拥有军政权。据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令权指直接动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而军政权指军事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包括军队行政管理、部队建设、教育训练、兵役、动员、武器装备和后勤等事务。君主立宪政体下，日本近代天皇制度“廷政分离”，天皇并不亲政，故而由陆军参谋总部、海军军令部等组成的日本军部，名义上直属天皇统辖，实际上自成中心，成为政府（内阁）、帝国议会之外的权力核心（根据性质和实际地位，枢密院不算在内）。

由于独立掌握了实际军权，在天皇的名义下，日本军部很快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并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为了军国日本，所谓“军部的法西斯化”和军部控制下“国家的法西斯化”。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化过程中存在不少有趣的现象，例如军部内各派系、形式不同的法西斯团体互相倾轧，以及日本陆军与海军的深刻矛盾等。国家的法西斯化以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为标志，广田内阁几乎完全服从军部的意志，并以此确立施政方针，改组国家机构。

所谓日本法西斯的变态发育，以天皇神圣意志和武士道精神，代替集权领袖的个人权威；以军队的严密纪律、等级制度和其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代替法西斯政党的组织作用。

拒绝泛化的概念，这是我近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纪录片中，所谓日本军部刺杀“推行积极对华政策”的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一来除掉军部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之路上的绊脚石，二来借此激起日本民间反华情绪、煽动舆论云云，我认为有失审慎。如果没记错的话，利用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的策略，就是这位“推行积极友好对华政策”的日本外交官得意之作吧？重光葵作为法西斯甲级战犯，其所作所为均是为日本法西斯谋取在华利益，他的外交政策再怎么涂脂抹粉，也掩盖不了美化侵略的事实。以其“鸽派”政策为由便要刺杀他，这应是个别狂热激进分子的行为，而不能将之表述为日本军部的意志。

前一天晚上三点半看完巴西对阵瑞士，只睡了几个小时，凭残存的意志爬去的影院。脑子还没缓过来，看什么都觉得是在看世界杯……用我自创的球场思路看了这部电影，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对民国历史一点不通，但是不论是黑帮、日本还是国民党，政治场上怎么乱，无非就是势力对决，并且有输有赢。对于这场刺杀案来说，比赛打了平局——斧头帮踢出了“刺宋”这个乌龙球，黄道会被亮红牌，宋子文重光葵传球成功，日本队换人失败，而小将唐腴胪，获得一次“伤停补时”。

不明白伤停补时的可以补一下

笕昌也有部电影就叫《人生伤停补时》，讲主角在人生最后时刻，得到司命裁判官给出的“伤停补时”资格，利用临终前几小时时间改变命运的故事。《刺杀宋子文》也类似于这种叙事，“明知会死也要拼一拼”，只不过它是一部纪录片，没那么多夸张的编剧，还比较遵循史实。

片子可以说就是一场历史的“伤停补时赛”，唐腴胪不断的返回命案当天，各种势力的摄入让他一次次燃起希望，最后还是不敌命运之手。看完之后心情有点down，倒不是因为主角死了，而是想到像我们这种人如果放在民国，不是黑帮大佬、不是政坛大亨，比起宋家公子宋子文，我们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唐腴胪，生没做人杰，死也不算鬼雄，但是凭良心港，如果不是他，抗日战争可能要多打57天了。

好的片子讲来讲去其实都是讲人生，《刺杀宋子文》讲民国刺杀案可能只是一个幌子，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其实是一场普通人的“人生补时赛”，最后彩蛋出现，还是有点唏嘘的。

所谓“非虚构电影”，也可称作“纪实电影”或“纪录片”。尤其是一想到“历史纪录片”，脑中掠过的镜头基本上就是历史照片加上画外音。鉴于科技发展的原因，活动的历史影像寥寥无几，所以拍摄历史纪录片，基本靠旧照片支撑，佐以或委婉或激昂的“朗诵”。正是缘于这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对《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样的片子不敢看好——试想一下，在无法虚构的前提下，一个历史故事再曲折再离奇，单靠讲述能怎样生动？我猜想，无非是采访几个历史人物的后人，用他们的画外音配上旧照片，用上一点故弄玄虚的技巧，把材料呈现得扑朔迷离而已，还能制造怎样的惊喜？

然而当我坐进影院，渐渐被导演带入历史的“至暗时刻”，等到场灯亮起，不由感叹：此片无论在内容的把控还是形式的探索上，都非常成功，可谓独具特色，别有一功，也理解了为何片方敢将它置身于故事片如林的档期中。从其品相看，它不输给国产故事片，甚至会因其独特的风姿而引人注目。

从“内容的把控”上看，导演对史实了然于心，因此在需要“揉碎了、掰开了”讲故事时，表现出了镇静的情绪。片尾那些历史学家的三言两语和名人之后的娓娓短述，印证了史实的无懈可击。此外，在故事抽丝剥茧、拨云散雾的过程中，没有因为“章回体呈现法”而增加观众的观影障碍，而是对历史细节紧扣不放，层层推进，从中，让人看到导演的功课做得非常到位。

在“形式的探索”上，更是可圈可点。首先是“适度的演”，就是仿佛让历史人物出现在银幕上一样，又不让他们“过度表演”，止于“生动图解”。根据讲述的需要，该动时动，该定格时随时定格，甚至还有回放和重现，表现的手段非常灵活。片中的人物基本没有台词，时刻提醒观众这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录片而不是虚构的故事片。这些丰富的表现手段，让这段“刺杀之谜”的历史故事几乎有了故事片的品相，却又让观众与它拉开距离。导演始终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哪怕在人物身上倾注了感情，但在史实的呈现上，决不贸然动情，在进出自如的电影语言中，一以贯之坚守的是纪录片的品质。

导演韩晶在其微博上说了这样几句话：“作为‘民国刺杀’系列非虚构电影的第一部，‘刺宋’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不迷恋虚构，历史才是最了不起的戏剧大师。”这是在说，真实的历史事件有时比虚构的故事更有震撼力，与其费尽心思去虚构故事情节，不如完整再现历史细节，而观众对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心理期待是不同的，当观众知道它是一部纪录片，就不会苛求其故事情节的精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旦纪录片还呈现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那这就毫无疑问是加分项了。

此片还极其大胆地用“死人说活人话”的方式串联全片，这是敢冒风险的勇敢尝试。四股势力，三方杀手，两个目标，一个替罪羊——恰恰是这个不幸中弹死亡的替罪羊，成为导演选中的“最佳讲述者”，因为他是宋子文的秘书，是与被行刺的第一主角朝夕相处感情深厚的人。他的讲述从日常生活切入，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从呈现的效果看，似乎唯有如此讲述，才能让人如临其境。即便在他归西后，他用在另一个世界的眼睛看待着一切，把他死后的种种告诉观众，竟一点也不违和——因为从故事的一开始，这个人物已经在观众心目中驻扎了，人们愿意听他说话，况且都明白这是“导演的故意”，她是要通过他的口，呈现后来的历史情形。如果突然换了画外音，那才显得突兀呢。

由此看来，在纪录片的故事呈现上，如何将客观的“无我之境”化成具有感情色彩的“有我之境”，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非常考验导演的才华。用得不好，极可能弄巧成拙，变得不伦不类，容易伤害纪录片应有的品相。可是本片从“让活人说话”到“让死人说话”的衔接非常自然，导演对观众心理接受的考量做了正确的估计，这是非常可贵的探索和创新，展露了导演多方面的才华。

在今天，讲述一起发生在1931年上海的震惊全国的刺杀事件，能讲到如何精彩的程度？观片前我心存疑惑，但看完后，我莫名惊喜。难怪它能够成为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和第10届澳门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并荣获“2018中国中央档案馆年度收藏作品“与“上海四十年20部优秀文史电影”等多项殊荣。如今终于在全国上映，如有机会领略这部“全新的非虚构电影”，不要错过。尤其是有志于纪录片的同行，想必可以在该片“呈现形式的创新”上，受到启发。

飞砂风中转——1931刺杀宋子文之迷

一部电影，开场就写了那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事件。而这次的故事却发生在和这些人与事相比，相对微小的人和事。用剧中人的话来说：“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

蒋宋孔陈

相对于“赵钱孙李”，中国人也许更熟悉“蒋宋孔陈”。而作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姐姐妹妹里有宋家三姐妹的宋子文，用烜赫一时来形容都不为过。但就是这样的人，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北站，惊遭刺杀。更令人讽刺的是，从被刺杀的起因而言，他不过是刺杀蒋介石不果的替代品。而觉得通过这次刺杀可以严重打击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大概也不会想到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因为宋子文卡住钱款不放甚至抽了对方的耳光。

而在同一个站台上，险些被刺杀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的日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这个最后被称作“跛子外长”的重光葵后来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而不久之前，回到日本的前任上海总领事佐芬利贞男在箱根已经离奇地被自杀。作为惊弓之鸟的他，再怎么脑洞大开，恐怕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危险竟然会来自同为日本人的“魔法军人”田中隆吉。

在奥林匹克山上喧嚣的诸神，透过光鲜的外表，也和普通人那样“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相对于宿命而言，灰尘又何来大小之分。

无论大小，他们都坐上了那列火车，他们都穿了奶糕白西装。除了一个人。

奶白西装

而在这些大人物中，有个人穿着和宋子文同款的奶糕白西装。这个人就是当时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唐腴庐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西医；相对于唐腴庐，他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也许更为著名。甚至唐腴庐被刺之后的余波之一，都是作为唐瑛追求者的宋子文彻底被拒之门外。就电影而言，有种猜测是宋子文隐约得知自己可能被刺，那么从头到脚如同宋子文复刻打扮的唐腴庐真的仅仅是“误中副车”？要知道宋子文在事后的回忆里，也提到：自己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就是脱去特别醒目的帽子。秘书的臀部，大腿和后背多处中枪，自己却毫发无伤。

不知道唐腴庐那个烧了一桌子好菜的妻子，会不会对着到处是洞的奶糕白西装发呆。她会不会想：你为什么要穿那件西装？

而平时也是喜欢穿奶糕白西装的重光葵，由于一个误把苏州站当作真如站的列车员对他提前打扰，心烦意乱下竟然换了别的衣服并提前下车。余生不短，从此和奶糕白西装应该就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假如站台上中枪的是宋子文，天下岂不大乱；而如果此时倒在血泊之中，九一八事件也许会更早爆发。那么，假如倒在血泊中的不是唐腴庐，是不是所有人竟然会有所遗憾？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如。假如，这世上本没有奶糕白西装。

两声枪响

相对于被乘务员打扰而逃过一劫的重光葵，因为一个叫做小泥鳅的“斧头帮”小喽啰，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的军师郑抱真差一点可以变成那个真正改变历史的人。站台上打响第一枪的人就是郑抱真，但本意示警的枪声却变成了催命的集结号。在那个车站上，硝烟散尽，所有的人都在目瞪口呆，又或者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大功告成。这就像历史最喜欢开的玩笑，总有人会觉得对那段事件负责，乃至对那段时间负责。子在川上曰，这种负责竟然也是不舍昼夜地在持续发酵。

郑保真于次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参与策划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这一次还把之前的漏网之鱼重光葵炸断了一条腿。他的确让枪声在历史的长廊里再度响起。那么午夜梦回，北站上空的那两声枪响，是否真的会成为记忆中的一抹涟漪。毕竟，记忆太靠不住了。

壹仟大洋

“我们需要储存一些记忆，不是因为时间太久，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这句电影里的台词让人想起但尼生写过：当权者忘却了死去的国王。历史上，宋子文曾经奖赏事后破案的戴笠伍仟元。而电影中给唐腴庐遗孀送去慰问金壹仟元的竟然是刺客王亚樵。也许，这时候宋子文更多的在为自己无法追求唐瑛而惋惜，又或许，相对于威名赫赫的宋子文和重光葵，微不足道的唐腴庐“只不过”是失去了他的生命。

卡尔维诺说过：“生命差点不能成其为生命，我们差点做不成我们自己”。历史自然不会忘记宋子文和重光葵，而适逢其会的唐腴庐更应该被记住，即便是作为一粒灰尘，即便是作为一朵浪花。

好在有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才知道即便如沙尘般的微小生命，才是汇聚成大时代的真正原因。

看了纪录影片<1931刺杀宋子文>，感慨有三： 一，吊诡的历史让人瞠目结舌。 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抗战史有过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更多的人不知道在57天之前的1931年7月23日，还在中国上海发生过一起触目惊心的“北站血案”。 这起血案的刺杀目标是民国大名鼎鼎的财政部长，蒋介石的妻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 许多读者观众大概都熟悉，“虚构”是文学戏剧影视作品的艺术手段之一，而“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那些可以虚构的艺术门类，将一个故事编的多么奇诡、奇葩，读者观众都不会挑眼，观众欣赏的是作品的艺术手法，体悟的是人生百味就够了，但<刺杀宋子文>这个纪录片的复杂和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悬念不断又扑朔迷离，在观影过程中，笔者多次下意识地发出：“这巧合也太多了”的质疑。然而，在影片结束后，影片最后告诉我，导演告诉我，历史学家告诉我，影片中的人物后代告诉我：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于是，笔者惯性的欣赏审看影视剧的审美经验短暂的崩塌了，大脑里情不自禁的蹦出几个字：历史才是最好的悬念大师！ 二、陌生的表现手段 作为一部纪录影片，该片的表现手段陌生又新鲜。导演摒弃了以往纪录片制作时，比如大量选取老照片，老场景和后期做旧等等手段，采取了以人物再现（演员出演历史人物），场景服化道再现等现代影视手法，再现了几十年前的波诡风云。 传统纪录影片给人的观影感受是，间离、回顾、审视、反思等效果，而该影片这些新表现手法的借鉴，给笔者的观影感受是：虽然是历史，却有种身临其境的带入感，会瞬间的产生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亲近感和关切感。 笔者以为，触动读者观众的七情六欲，是一切文学艺术家的本源动力。 笔者通常在判断一部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是否有意义，有价值时，作品是否有新鲜的表达，新鲜深刻的思考，是否有感官的冲击，来作为审美坐标。 显然该纪录片的导演，不走寻常路的表达，勇于探索尝试的精神，是值得为其击掌点赞的，况且古今中外文化艺术史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经典案例也比比皆是，这似乎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文化艺术发展变化的不灭规律。 三、离奇吊诡的历史故事给人的启示 笔者喜欢历史，常常被历史沉淀淘洗后的厚重博大精髓深深震撼，被历史人物不同的命运而唏嘘不已。该纪录片选取了这个当年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吊诡之极，奇诡之极，奇上叠奇的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本来是一个由日本军人精心策划，欲给侵华寻找借口，又要嫁祸于中国，交由上海大名鼎鼎的斧头帮来实施的暗杀事件，却因为一个个看起来很偶然的小错位，使该刺的没刺，不该刺的，刺死了，也使日军侵略中国的行动错后了40多天，似乎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拨弄着一切…… 狭义上讲，宿命，是指人的一生，先天注定，带有迷信色彩。而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的。该片偏偏是拿这个太多的巧合叠加，又不带虚构的历史事实，来告诉我们宿命和命运，这两个命题的纠缠状态。宿命和命运谁在先？谁在后？谁在其中？谁在之外？让我纠结不好评判的是它们是纠缠在一起，混沌在一起快了，它将我以往的许多认知带入重新思考，就仿佛物理学界发现的量子纠缠（不知这样比喻恰当否？），也让笔者感到意识形态领域里这两个命题的纠缠，这或许是该纪录片的另一种意义吧。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兴起，非虚构写作在中国风起云涌，创作队伍越来越平民化，题材越来越宽泛化。各种历史钩沉、凡人传奇、行业内幕故事纷纷登场，接受者在好奇、震惊之余，获得了阅历和知识的拓展、精神的愉悦。同时，非虚构写作已经突破了文字书写的单一样式，开始产生影像呈现、口述历史等新的形式。

　　用影像的方式进行非虚构写作，笔者姑且称之为非虚构电影。它看起来与纪录片相差无几，两者都追求真实。但纪录片更强调冷静、客观、中立的呈现，其倾向性隐藏在摄影机的注视与亲历者的讲述之中；非虚构电影则在记录性的特点之外，更重视详尽研究和场景的还原、重置，甚至毫不掩饰创作者的评价与想象。

　　日前上映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以下简称《刺宋》），就是一部非虚构电影。它聚焦于1931年的一桩真实刺杀事件（其实是两桩），假借一位死者的口吻，带领观众回到历史情境，去复现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梳理玄机重重的刺杀动机和过程，以及各种机缘巧合、阴差阳错中的历史真相。

　　从题材上看，《刺宋》符合一部悬疑片的要求。围绕“刺宋”这个核心事件，可以营造一种惊险刺激的氛围，可以围绕刺杀的准备、刺杀过程中的意外以及斗智斗勇，建立起丰富的情节起伏，其观影效果或许接近于《行动目标希特勒》（2008）。但是，打造成一部基于历史事件改编的故事片，《刺宋》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无法建立一种“历史正义性”，同时也无法塑造一个能引起观众认同和共鸣的主人公。

　　在这种背景下，《刺宋》以非虚构电影的面目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刺杀宋子文虽然在民国历史上并非惊天动地，但与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奇妙地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如果两人的刺杀都成功的话，必将对中国当时的政局和中日关系产生直接和迅速的影响。以非虚构电影表现这个题材，创作者可以条分缕析地进入历史的幽深处，可以进行各种大胆的假设，又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再现将观众带入历史现场，还可以通过旁白和采访进行历史点评，并凸显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与意义。

　　影片的非虚构特点，使它具有纪录片的样貌和对历史细节进行考据的严谨，还可以通过电影化的方式为历史增添诸多隐喻的意味。例如，影片中许多转场都用了空镜头，包括雨中的树叶、历史建筑的外景、黑夜中的蒸汽火车等。这既可以舒缓节奏，又可以产生一定的意义延伸，营造特定的氛围，呼应人物的处境与情绪。此外，影片还通过一些特殊的构图方式来表达特定的情绪。例如，重光葵在房间时，摄影机几次从吊扇处俯拍人物。缓慢转动的吊扇叶片搅动着不祥的阴影，对人物形成一种无形的挤压，进而将历史重压下的个体命运进行了影像化的表达。

　　如果是纪录片的话，由于当事人全部都不健在，“刺杀宋子文”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整理和后人讲述，或者旁人评述来还原历史，但《刺宋》则可以选择遇刺身亡的唐腴胪作为叙述视角。也就是说，影片从一位“死魂灵”的角度，来揭开刺杀宋子文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相当于上帝视角，可以揭开历史隐秘的真相，又可以增加一份亲历性，并使许多评述和感情流露更加自然。

　　让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是《刺宋》最具创意，也最为高明的艺术处理策略。在历史的洪流中，这起没有成功的刺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唐腴胪来说却是一次无妄之灾。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吊诡：历史不会记住那些没有成功的“重大事件”，也不会记录那些卑微的小人物，但小人物对于历史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甚至，在小人物身上可能承载了重大的历史后果，小人物的亲人也承担着在历史长河中不足为训，但对于个体来说力逾千钧的伤痛。

　　《刺宋》不仅体现了钩沉历史、还原现场的影像努力，还表达了一种具有人情味的历史立场。它从一位已死的小人物入手，以冷静的口吻去复现历史，同时又对历史中的诸多偶然性发出了哭笑不得的感慨，并以悲戚的心情去感受妻子内心的苦楚。正是在这里，历史不再以铁板一块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让观众看到了其背后的诸多算计、阴谋、意气用事，以及因多种偶然而对历史进行的改写。更重要的是，唐腴胪的叙述，使历史具有了情感的温度，具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历史感叹，以及对于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的缠绕关系的表达。

　　除此之外，影片还通过80多年以后历史现场的旧地重游，以及历史学者的评论，试图将这段历史与当下进行呼应。只是，这种呼应其实相当牵强，今天的观众很难从中得到什么历史教训，或者对于这段历史产生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唐腴胪只是一个冤死鬼，他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这种过于感性，且来历不明的感慨，除了让观众发出“人生无常”的叹息之外，能使这段历史具有当代意义？

　　《刺宋》让亡故的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还带来了另一重叙事风险：唐腴胪并非事件真相的知晓者，他以亡灵的身份进行全知叙述，这是否会影响影片“非虚构”的定位？而且，影片力图兼顾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电影化的艺术感染力，是否会因过多的搬演性，而影响历史还原的粗砺质感？创新可贵，但由此带来的某些把握失当之处，也应当正视。影片在挖掘历史真相方面虽实证有余，但视野有限，有时会拘泥于人物信息的琐碎介绍。而且，影片一厢情愿地以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也过于武断和牵强。

　　当然，在今天这个喧嚣而躁动的年代，《刺宋》仍然值得鼓励。它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进入历史现场，努力为历史加上情感的温度，并设想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尝试使历史成为当下的某种注脚或隐喻。这种创作的初衷与诚意，令人赞赏。（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