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德国二战电影《万湖会议》根据真实历史改编，是根据一次会议纪要编写的剧本，反映的是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将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大规模清除掉。万湖会议是制定一个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计划，导致1945年二战结束时，有超过600万人因这场会议的决议丧生。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一些技术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性质提出过质疑，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历史是每个人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对以往历史的错和对负责。看这部电影要有耐心，因为所有场景就只有一间会议室，所有情节都是靠靠台词对话推进，很容易枯燥乏味，但是看进去了或者了解官场会议机制就会不寒而栗，通过所谓合乎程序的系统机制管理运作讨论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推行反人类的灭绝政策，这就是官僚行政系统的例行会议和其背后的体制可怕之处。很多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也是不是就是这样冠冕堂皇出台的，而出台的政策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草民就不是会议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说考虑的，虽然他们嘴上都是说为大局为大家。

1942年的春天却是1100万欧洲犹太人的末日，纳粹的种族清洗不因万湖会议而起，却由此拉开序幕。

假如从未深入了解过二战的观众，印象中的纳粹一定是残暴嗜血又泯灭人性的怪物，更不用说是纳粹头目的集会，脑海里一定浮现出野蛮人喝血吃肉的画面。但影片中的万湖会议却呈现出一种离奇的庄严和正式感：穿着正式的军官，教授；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使工作分配出现问题，也能以大局为重；极其专业的数据会议准备，任何问题都能做计划有理性；程序正义，人道主义的“光芒”在会谈频频穿插其中。如果忽略了会议的主题是1100万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这就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政治精英谈话。

会议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抱怨自己属地囤积的犹太人太多、运输压力大，战争与清洗计划资源的平衡，官僚之间互相的讽刺和挤兑不断。“我们的子孙不会具备如此的行动力，也不具备这种直觉上的清醒，今天的负重前行，是为了后代的收益和幸福。”正是这样坚定而又不可置疑的大政方针下，一切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但一句帮我在希特勒面前美言几句，似乎又告诉我们这群最核心的纳粹分子对于嘴里喊的口号似乎并不关心，唯有在集团里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追求，他们对于计划的妥协并非绝对的精神意志，而是保全自己不得不做的让步。

这确实是颠覆普通人观点的，往往纳粹都是被洗脑又嗜血残暴的怪物，此刻好像下降到了某种“同意权利”下的利益集团。这似乎也是现实中最常见的情况，人们往往因为树立了共同的“敌人”，就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良心受到安置。一个希特勒的背后有一众万湖会议，万湖会议的背后又有千千万万个高级将领，最后还有普通的士兵和平民百姓，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到一场万湖会议，每个德国人内心的所谓“德意志精神”都是不同的，从平静到狂热，从厌恶到信仰，没有清晰的坐标轴能够刻画这股“邪恶力量”对于人们的影响，甚至左派中也会被这股“力量”渗透，人类从不害怕一种主义，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害怕的是藏在背后的贪婪、自大、残暴。当某样事物变得理所因当得正确且不容分说，异己者都是错误且必须消灭，这才是人类真正该去小心和提防的东西。

斯图卡特对于混血犹太人的法律辩论，几乎是整个会议最大的高潮。当他不断强调法律规则对德国人民的重要性，并佐以混血犹太人在各种情况下被无差别清洗导致的后续社会问题，其精彩程度甚至让人跳戏到了“十二怒汉”或是人权法案的起草现场，舌战群儒，用才华和智商碾压了一众外强中干的纳粹军官，最终抛出了全体绝育的缓兵之计，几乎激怒了海德里希中止了会议的进程。“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的下一句是如果你改掉我的毕生心血的犹太法会让我挂不住脸。无不体现斯图卡特有智力，却没有智慧，有才华却没有为人基本的道德，直到这一幕，这满屋纳粹内心的真实想法才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当恶魔掌握和知道什么是高尚和正义，那将成为他们为自己辩解最完美的工具，纯粹的恶威力远不及乔装打扮的正义，这是信仰的崩塌，试想当人们不在相信善良、秩序和自由，那只剩下无尽的猜忌和争斗，赢弱的群体就必然会被消灭，为了保证人类文明的正常延续，也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消灭的对象，求善之心是刻在人类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总是在斗争中意识到合作，又在合作中爆发斗争，但好在跌跌撞撞中人类一路走到了现在，如果犹太人该被清洗，那以同样的标准，没有哪个民族有资格继续留存在地球之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此生都没有机会坐到万湖会议的席上，但也许会成为1100万悲惨犹太人其中的一分子，也许会不得不成为按下毒气室按钮的普通士兵，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必参与到这些残酷斗争之中，作为旁观者只希望能先告诉自己，我是人，我们都是人，承认自己也害怕落入刽子手手下，可能尝试去谅解那些同样受尽折磨的“坏蛋”，审判永远是自省失败的后果，也是人性最后的保险，不让自己成为审判的主语，更避免自己成为宾语，毕竟人作恶的理由故有千百种，最好的选择还是不做。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

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

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1、萬湖會議（Die Wannseekonferenz，2022）最可怕的一點，就是整個會議內容是在冷靜的計算死亡的數字。在佛洛姆的著作中曾引述烏納穆諾的著作，說明西班牙在佛朗哥獨裁時代最為虐待狂的特徵，就是政府發動戰爭前，是在計算兩軍交戰下可以容許死亡的人數與比率，他們令人髮指的口號是：死亡萬歲！

2、猶太人的二戰歷史和當今以色列是兩回事，當今以色列學習到納粹的手段，挾美國的威勢，在加薩走廊複製大屠殺事件，尤其從半島新聞所披露的訊息看，近幾年更利用了新冠疫苗分配不均的方式，試圖滅絕巴勒斯坦人。（//reurl.cc/2ZoAlX）

3、電影中這一群會議參與者，他們不是盲從的實行者，不僅是漢娜鄂蘭所謂平庸的邪惡，他們是菁英，是策畫者，而佛洛姆所說「設若邏輯不被生命的關懷所引導，就不是理性，而會發展成乖違的智力活動」，就是整場菁英會議的核心問題。

一个典型的会议过程，会前准备、召开会议、会后工作；筹备，酝酿，谈心谈话，开会，小组讨论，行程决议，整理资料，太细了，细的连桌签、纸笔都准备的恰到好处。

不得不说，效率真高，各个部门代表各方利益，而会议的目的又是通过处理犹太人提案，不管是妥协还是威逼利诱，主办方还是下了大力气的。

电影很简单，就是开会，也没啥演技，没特效，没好配乐，布景也是简单，不值得这么高的评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分。

2022年多事之秋，推出了这部德国影片万湖会议正当时，可称是对美国出品经典电影“纽伦堡的审判”（1961年）的完美呼应 — 恰如其份的历史佐证题材附片。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到二战前，我们谁都还不知道谁胜谁败前，我怀疑该有人会为此片里的人物振臂高呼支持（正如现人会跪舔高呼某大帝事如出一辙）。影片所呈现出来第三帝国的“缔造者们”在未被世人审判之前，其是非价值那时是如此迷惑世人，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荒谬且昭然若揭（以从二战期间甚至没一部电影甚至书籍是来对纳粹呈现彻底批判的姿态出现为例，我想当时歌颂内核国家社会主义的片子和买我的奋斗的书的民众倒是不少，而其实现在所看到的流传至今的深刻的二战电影、茨维格、铁皮鼓这样的作品那都已是二战结束后经几代反思，刻意意识形态的教材式的产物了，才有让我们看过所谓强有力批判而显得我们现在意识立场是如此地正确乃至不容辩驳的可能。这就如时下这场E W 战争，很明显的是非判断，都还能有人拿利益和立场说事去支持入侵者一样，等到普ting 被钉在耻辱柱上时，才会开始闭嘴一样）。

我要赞叹的是这部万湖的镜头和人物处理，不设立场，是如此地冷静，而其表现出来的每个参会的精英都是怀有“崇高”信仰以及光荣的历史使命感参会的，精神上基本都很“纯洁”，每个参会高层完全不会自我质疑当时的意识形态下所灌输的种族灭绝主张以及背后的全方位理论支撑，也丝毫感觉不到与会大员们觉得承受过有何自我审视下的违背道德的压力，每人都在开诚布公的会议气氛下发表高见，看不见有对灭犹的丝毫质疑，当然更不允许自己同仁之间存有任何攻伐异心，如同强大磁力场下的指南针一般地划一齐心。在镜头里生动客观地展示高度的敬业和文明侵染的言谈举止下，观众能感受到这些人谁都不会意识到是自己是在为忠于的首脑操纵着这架精密的机器带着德意志民族走向深渊，反而会备感震撼的是目睹了一场以屠杀策划头子海德里希为领袖如何展现才华，交响乐指挥家一般地在调控和部署下出一次“伟大”、“成功”、影响深远（确实如此）的会议！他还不时会深情且振振有词地反复强调是为了下一代人（好像是他们这一代为了保护下一代不再受杀戮侵染和煎熬，他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架势），给人以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般的神圣感。所以，我们可以试想如果纳粹在二战真获胜了（其实历史是偶然的，邪恶占主导不是不可能，就像斯大林、普ting上位掌权那样），如此“优秀”的伟人们是如何设计并呈现给世界的会是什么样的格局，是造成民众虚幻进入人间天堂感？还是再次被拖入更悲惨的人间炼狱？这其实都很难讲（想想若人种真被温情脉脉通过基因并无痛实现不断优化，现代人会接受吗？），有无可能剩下略等基因民族绝对认可并服从，甚至是否会在为德意志歌功颂德（也许被沦为奴隶国度还将其称之为大救星。纳粹的理想一旦实现，没准儿也能使现在的平民会感觉自己极其幸福和骄傲）。我以为这是此片价值所在，真实且需要值得现人反思的！影片的成功正是让我们“心悦诚服”地看到，与会在座，无论是党卫队、盖世太保、还是部长、还是权威博士都是如此专业且敬业 ，几个小时的高效讨论与提议，即巧妙又高明地形成一个完美的灭绝方案，其间涉及复杂高超的权利重组与分配，异见如何被排除于无形，真真非常能体现历史上这个超级国家组织下的强大能力，凡是优秀的领导者能想到的、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无不展现到位：从驱逐本国犹太人到他国的预判、如何有秩序控制全球犹太人，到如何节约人力保证不影响战争进程，再到混血的绝育、到最终地从灭犹太扩大的灭其他种族的“伟大”设想，甚至到如何不违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以及保护士兵免受心理创伤的人性关怀，更甚连对犹太人都能被需要分出层次和优先级别以顺利无碍地被推入屠戮的程序中。所有一切无不全方位多层次地接近完美，最终结果是令人“满（震）意（惊）”的交给最高领袖交的示忠诚的答卷，并且将振奋“民”（世）心（人）。连会会后备忘录都想到人手一份（谁都别想跑）。会议中场休息中的交流也相当精彩，其中一组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避免为优秀的人种，给自己的士兵带来创伤的桥段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从对方角度，纳粹立场都完全不是反人性主张，何其温情脉脉。总之，这场万湖会议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华、集体意志、专业能力、团队合作，从现代的组织管理学角度，堪称经典教科书了。

影片对而为何有此会议，究其根本所依据的以保持优秀人种为使命，德意志人种最优质是如何被这些精英自己证明自己的，灭犹是如何被元首希特勒的个人强大意志所说服的（是个人的心理创伤而终得机会释放仇恨，还是真心为了人类进步优化），我想不是电影所要表现的而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思考，也是作为一种历史背景的默认了。唯一一次相关对话只提到一个当时第一帝国罗马人即无比正确地驱逐过犹太人出境，而德意志民族仿佛是继承并为恢复古代的荣光，扛起人类进步的大旗，成为史上最强第三帝国。

越呈现事实反而越能引人深思。全片的视角独特 — 那就是不带视角 — 镜头处理相当冷静，几乎没有任何立场，但是对历史审判所落的焦点性事件，其画面却已完全无死角展露无余。这是我觉得最值得称道，故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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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常佩服德国这个国家，自二战后率当其冲的不断反思，只有那些有勇气承认错误的国家，才能如此真实地自我呈现自己的民族过去所犯下的滔天罪恶的根源。万湖会议这种堪称优秀的和赞叹的历史再现的片子，真比时下一些自吹或自黑的片子明今更胜一筹。尤其更值得拿此片来照见当下那些的依然良心泯灭，犯着有杀人诛心的人类的罪行而不自知的高位者的扭曲而丑恶灵魂。

附：万湖会议背景材料（来自wk）

1942年，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和部委的高级官员和职能部门在柏林举行会议，组织和协调将欧洲的全部犹太人驱逐到东方进行灭绝。

万湖会议（德语：Wannseekonferenz）又称万塞会议，是一个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在1942年1月20日举行，地点是柏林西南部的万湖区的一个别墅。这个会议落实了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

万湖会议在这个别墅里展开，现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这个会议围绕于将所有阶层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德国人住的地方逐出。这个会议也提出将犹太人“移送”到东欧。参与的官员也点数欧洲的犹太人人口（大约1100万），以犹太人的年龄和国籍来考虑移送的方法和怎样处理“混血儿”。

德占波兰的官员催促海德里希尽早在德占波兰实行“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他们觉得德占波兰的问题是黑市贸易。他们觉得“解决”当地的犹太人可以解决黑市的问题。在波兰的犹太人不需要被运送到其他地方，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解决”波兰的犹太人。

大多数学者一度认同万湖会议是第一个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会议。原因是因为会议所有的纪录都被盟军发现和在纽伦堡法庭用来作为证据。[1]

这个会议是由艾希曼和海德里希准备的。这个会议没有明确地提及“大规模谋杀”。但艾希曼在1960年在以色列的审判中说，在会议中他们用更加直接的字眼，例如“消灭”（extermination）和“毁灭”（annih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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